IT (Yitong) Park — gallery and studio, Taipei

伊通公園藝廊 • 攝影棚 | 台北市


「伊通公園」自1988年9月成立迄今(2008),已整整20個年頭。放在台灣當代藝術發展的脈絡來看,這是一件值得慶賀與誌記的事情。

熟悉台灣當代藝術的專業人士或同好者,自來很習慣地將「伊通公園」定位為「替代空間」(alternative space)。這樣的空間概念,主要用來區別於一般所認知的非營利的美術館或是以商業交易為主的畫廊。值得指出的是,「伊通公園」原初是由藝術家莊普帶領幾位有心的年輕創作者共同成立;但是,有別於台灣其他知名的公社型或畫會型的替代空間,「伊通公園」堅持不採取招納會員式的繳費制度。

正因為「伊通公園」選擇了獨立營運的模式,並保持對藝壇開放的態度,因此博得台灣藝壇「公園」的稱譽。不知是否因此緣故,許多不熟悉「伊通公園」營運實情的藝術愛好者,甚至認為這是一個非營利組織的所在地。反諷的是,這樣的印象似乎也正是「伊通公園」過去二十年來的困境之一。

「伊通公園」雖由藝術家所發起,多年來實際在背後固定維持此一空間的,則是同樣佇居在「伊通公園」內部的一個攝影工作室的主持人劉慶堂——就是這位攝影家默默靠著商業攝影,將「伊通公園」承擔下來,並在經濟上確保「伊通公園」得以持續運作。

在第一個十年當中,「伊通公園」在舉辦展覽的同時,也經常透過座談或會談的形式,積極帶動或營造一種討論或論述當代藝術的風氣。此一時期也是「伊通公園」仍有吧台的時代,此地似乎成為藝術界專業人士,包括藝術家與評論家,以及愛好藝術聚會的文化同好的聚會所。

作為替代空間,早期的「伊通公園」具有較為明顯的邊緣與另類性格,尤其重視藝術家創作態度的純粹性。1990年代期間,台灣幾個現代美術館對於藝術的視野,仍然躊躇於傳統與現代之間,畫廊普遍的經營模式,仍以迎合收藏家的口味為依歸,而鮮少冒險與開拓的精神。由藝術家組成的「伊通公園」,因為具有強烈的創作風格,因此提供了極為不同的精神視野與空間。

事實證明,許許多多曾經在此展演過的當代藝術家,後來都成為台灣官方與國際知名藝術展覽的常客,更成為美術館的典藏對象。過去二十年來,若要說「伊通公園」已是當代藝術家通往美術館與國際展的一道重要跳板,似乎亦不為過。

「伊通公園」的另類之處,也可由其對外開放的時間看出。相較於美術館與畫廊的時間表,多半依循日落而息的時間軌道,美術館至多開放至五點半,畫廊到了七點鐘,也須結束該日的作息。此時的「伊通公園」成了華燈初上,人們在下班、下課,以及晚餐之餘,少數或甚至唯一還能參觀藝術展覽的地方。在仍有吧台的時代,「伊通公園」更是藝術界同好可以自由出入,以及得以自在抒發與飲酌的談話空間。即使自從2000年底,此處的吧台拆除之後,熟悉該地藝術氛圍的專業人士與愛好者,總也還是能夠善用此地已經行之有年的空間文化,自然而然地在此進行各種介於臧否、清談與論壇之間的藝術交流,甚至將此地視為必須經常探視的藝術之「家」。

二十年來,藝術界人士早已將劉慶堂與陳慧嶠視為「伊通公園」基本的景觀之一。前者負責經濟上的調度,維續空間的正常開放;後者策劃並管理展務,更默默地整理與累積藝術家的資料。從他們人生最具創作活力的精華時刻開始,「伊通公園」既成為他們寄予理想的志業,更是他們因為堅持而顯得格外沈重的生命負擔。一直以來,對劉慶堂與陳慧嶠而言,將「伊通公園」視為藝術品買賣的交易場所,似乎使他們備覺忐忑,甚至有著隱隱的不安。「純粹性」既是他們最初成立「伊通公園」的態度之一,他們更重視的是藝術家的自我創新,也鼓勵實驗性的嘗試。如何維續「伊通公園」的營運,固然極為關鍵,但商業化的銷售邏輯與運作模式並非他們的宗旨。

「伊通公園」的第一個十年,或許確實處在一種弔詭式的邊緣狀態。儘管伊通公園展出的藝術家作品,完全與當時的藝術市場或收藏品味南轅北轍,然而,時隔多日,原初在此地展出的藝術家,隨著官方美術館逐漸轉向當代藝術,同時,國際性的交流策劃展開始蔚為風氣之後,亦開始受到策展人與評論家的重視。有些藝術家甚至因此進入畫廊的經紀體系。不但如此,原本與「伊通公園」交往密切的一些藝術家,也陸陸續續進入學院的體制,扮演起重要的藝術啟蒙者的角色,甚至成為學院中的重臣。

進入第二個十年的「伊通公園」,隨著吧台的拆除,已經看出營運調度上的困難。據了解,一部份的原因亦在於攝影工作室的經營出現危機。「債務」二字成為許多藝壇人士在論及「伊通公園」,經常出現的既關心、憂慮,然卻愛莫能助的耳語話題。2000年之後,「伊通公園」的營運,除了劉慶堂週而復始地以小額週轉與人格借貸的方式,以債養債,勉強維持基本管銷之外,藝術空間展覽所需的經費來源,主要已須仰賴官方──尤其是國家文藝基金會與台北市文化局──對於新興私人展演空間所提供的補助機制,或乃至於少數私人企業及有心人士的熱心支援。

儘管如此,此一時期「伊通公園」對於台灣當代藝術發展的重要性,反而才逐漸凸顯開來。隨著藝術界全球化潮流之所趨,台灣官方也開始積極加入國際雙年展的軌道,「伊通公園」原本累積的藝術家創作及展出的資料檔案,進一步成為國際藝壇專業人士前來搜尋藝術家的重要管道。即使是官方的文化行政人員或美術館的專業人士,在邀請或招待國外美術館館長、策展人或藝術家前來參訪時,也都自然而然地將「伊通公園」視為基本的地標。

難能可貴的是,「伊通公園」二十年來始終維持在同一個地址:台北市伊通街41號2-3樓。雖然是一棟老舊公寓改良而成的藝術空間,卻因為經營者的堅持,使其成為關懷台灣當代藝術人士的必到之處。劉慶堂與陳慧嶠作為該地標的基本景觀之一,迄今仍未改變。

2006年之後,歐美當代藝術的行情水漲船高,中國當代藝術的市場更是一時爆紅,台灣當代藝術也因為此一效應而受惠。許多畫廊與藏家在中國當代藝術的交易中獲利之後,亦回頭眷顧台灣藝術家的作品,更出現比價效應。一時之間,商業畫廊與收藏家紛紛對當代趨之若騖。原本對當代藝術就著墨最深的「伊通公園」自2007年之後,也開始目睹並經歷此一現象。出人意表的是,多年來的經濟沈痾,竟然因為這一波及時雨,而稍得紓解。這一波市場的熱潮,也使「伊通公園」開始注意並鞏固藝術作品的市場基本面,以利營運的平衡。

在藝術市場的交易獲得上,「伊通公園」難比一般的畫廊,然而,他們所獲得的關懷,以及對於台灣當代藝術的貢獻,卻是絕大多數的商業畫廊,所不能相提並論。他們在拮据的經濟條件下,以極為有限的空間,持續提供和開放給當代藝術創作者的展演機會與次數,更足以令官方的美術館與任何的文化建設單位汗顏。在現實世界當中,「伊通公園」雖小,卻已創造了一個有效且友善的網絡系統,不但串連了台灣各界的藝術關心者與愛好者,其版圖更已跨出台灣,連向國際。

在台灣,當代藝術所面臨的現實始終嚴苛,而且時時存在危機。一時的美好,很可能已是下一個冬眠期的先兆。「伊通公園」在進入二十週年的同時,既要維續其既往以來愛好「純粹」的精神,又要延續對於當代藝術的創新與實驗,同時,也要謀求在營運上的自給自足。在台灣今日一切以重商主義掛帥的媚俗社會當中,這些都不是容易堅持的態度。

作為近距離觀察此一空間多年的藝壇專業人士,「伊通公園」已是我日常生活中經常懷念的藝術居所。劉慶堂熱心討論與親切招呼小酌的爽朗聲,以及慣性隱身在櫃台後方整理資料,煙與咖啡常不離手的陳慧嶠,都是讓我不忘必須前來,而且一待總是超過凌晨的關懷之源。

資料引用:伊通公園 | 無可替代的當代藝術空間─「伊通公園」二十週年誌記 (王嘉驥,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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